杨宪益：是真名士自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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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北京什刹海后海一带的这幢杨家小院,门户洞开,窗明几净,绿树葱郁。房厅里的北墙之上,一对手书条幅悬挂于墙,上面是王世襄先生亲笔题书:“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一位好的文化老人总是关心晚辈的。他们待人接物态度和蔼,与人交往真诚有童心。这位先生今天己经94岁了。他的名字叫杨宪益。

杨宪益老人

 

杨宪益先生的聊天讲话不乏幽默与情趣,所以访问杨老是一件快乐的事,也是一件增加知识的事。每当有人问起杨老的翻译成绩时,他总会谦逊地说,其实自己这么些年也没做太多的事,也就是翻译一点德文、法文、希腊文、意大利文、英文什么的。其实译文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之类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倾听杨宪益谈话之间,我们不时会注意到杨宪益先生身后的墙上,一对镜框里杨先生和杨宪益夫人的唐装素描画像。多少年来,杨家搬了多少次,可是他们夫妇的照片依然静静安挂。杨宪益夫人过世10年了,杨宪益依然还是能够默诵自己写的那一首怀念爱妻的诗:“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杨宪益先生的生活和学问总是跟他的夫人戴乃迭分不开的。杨宪益1915年元月出生于天津。杨宪益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祖父的8个儿子都是留学生,杨宪益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后来杨宪益的父亲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也成为中国当年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杨宪益少年时代分别住过天津日租界和法租界,他对花园街印象一直比较深刻。

杨宪益21岁时考进了牛津大学,1940年他与英国一位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订婚,并且决定共同返回中国定居。戴乃迭原名Gladys B.Tayler（格拉蒂丝），婚后更名为Gladys Yang，1919年戴乃迭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七岁时返回英国，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1937年她考入牛津大学，最初学习法语语言文学，后转攻中国语言文学，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戴乃迭自40年代起定居中国，1999年11月18日于北京逝世。戴乃迭女士是中国文学出版社英籍老专家，是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

因为生于中国，所以她自幼就对中国、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情感。她是当年杨宪益留学英伦时期的同窗挚友。由于兴趣相投,他们成了一双红尘知己。戴乃迭当时芳龄21岁,申领入华护照的时候,英方官员不禁纳闷:呀?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洋姑娘,为何非要去正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呢?然而当时戴乃迭小姐却“一意孤行”地说:我要和我的中国未婚夫一起去。就这样,年轻的夫妇身上只揣着50英镑,从南安普敦开始了他们此世一生的双人旅程。经过长途跋涉,辗转上海香港等地,历经了数次险途,终于借钱到达了家人所在的重庆。杨先生讲过,他们在抗战时刻毅然回国完全是冒了险的,如果两个年轻人没有理想的话,是回不到祖国来的。杨老回忆上个世纪40年代初,自己和戴乃迭在重庆婚礼上的证婚人,一个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还有一个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翻译生涯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很快，杨宪益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其中便有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这是至今为止唯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杨先生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老残游记》，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戴乃迭的母亲曾对她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但戴乃迭没有后悔，她说：“爱上了中国文化，才嫁给了杨宪益。”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去世，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

金子的心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

 

生活上的杨宪益夫妇都是质朴从简了一辈子的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北京城西百万庄的外文局宿舍楼,一住就是40年。1994年杨宪益为了夫人身心健康缘故,搬进了友谊宾馆专家公寓,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马海德、史沫特莱都曾是杨戴夫妇的邻居。后来由于戴夫人过世,杨宪益搬出了友谊宾馆。离开了这一片住过许多洋人名家的寓所。搬出搬入,都是为了戴夫人。

不论杨宪益戴乃迭的生活怎样千辛万苦,他们都没有分开过。来自异国他乡的女性戴乃迭,始终钟爱着杨宪益。无论身着中式丝质短袖旗袍跟杨宪益结婚,还是在“文革”中夫妇共蹲4年大牢的磨难日子,两人永远都是心心相映的。杨宪益回忆说:没有被多灾的生活磨难搞成精神崩溃,这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光明的。无论在英伦还是在中国,杨宪益都非常照顾戴乃迭,就连家常语言,杨宪益也常常主动讲英语,以至由此落下有趣的话柄:戴乃迭埋怨自己汉语不大流畅的原因,是由于中国老公的英文过分熟练。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可谓真是历尽艰辛而至死不渝。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出了监狱之后,也差不多同时离了休,夫妇变成了无业人员,虽然他们当时很穷,但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仍然情同手心手背,乐观地生活着。虽然他们血脉不同,肤色不同,但是他们淌着的血,跳动的心,却是相通的。经过了“文革”,这对肤色不同、心灵合一的中国夫妻重生了,他们一起携手重整家园,打扫卫生,上街买菜,继续过日子。夫妇仍如以前一片痴心,杨宪益先生一直陪伴着戴夫人,陪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刻。每一次去杨宪益家,我都会站起身去看戴乃迭与杨宪益的那一幅唐装婚照。照片上面,郁风端庄书写着:“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杨宪益谈英语学习

回顾我年轻时学习英语的经历，也没多少真正体会和经验，因为除了在在中学读书时对英文曾经 一度有过兴趣以为，后来就从来没有认真继续好好学习过英文；解放后，作过不少年汉译英的翻译匠。

我在读高中时，看的英文书很多，其中有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 《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在1934年去英国读希腊拉丁文学的 同时，又读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哲学、历史、人类等方面，什么都看。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课余看的书比较多，中外古今都有；这方面的缺点是比较乱而杂，没有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一些东西；但因涉猎方面比较多，也获得了一些广泛文化知识，这在翻译工作中也还是有用的。我遇到不少爱好翻译工作的年轻朋友，他们在翻译中感觉苦恼的，往往是由于知识面太窄，缺乏各方面的广泛知识，这样英文语法再好，也翻译不出来原意。我的另外一条小小的经验就是，初学英语时，需要有明确的目的和强烈的兴趣。如果像我年轻时那样，学习英文是为了利用它作为工具，以便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那就可以尽量读自己感觉强烈兴趣的英文书，不限于某种名著，从哪方面开始都可以。主要是要多读、多写、多听、多说；时间久了，自然会产生效果。

人物周刊对话杨宪益

人物周刊：回望一生，您对命运抱何态度？

杨宪益：我无所谓，我不信命运这些东西。不过大家都说，算命的还算得有点道理：我幼年丧父，我儿子后来也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所以在香港他们把我的一个自传叫《白虎星照命》。

人物周刊：在您的自传里，算命先生出现了不止一次。你骑着阿拉伯马在埃及沙漠夜游的时候，有一个会算命的向导凭你在他掌心里做的记号道出了你的未来。他说：“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你们尚未相遇，但不久将会见面。”这和您后来的经历很相似。

杨宪益：对，这事就发生在我认识我爱人之前一两年。很奇妙，但我还是不相信命。

人物周刊：乃迭这个名字很美，这个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杨宪益：那是我翻译的，就是简单的音译。她名字叫Gladys，把它翻成中文，就变成乃迭了，没什么特别含义。我从小是冷冷清清一个人，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乃迭，就是希望家里人多一点，热闹、兴旺一点。

人物周刊：说说《红楼梦》吧，跟《离骚》可不可翻的问题一样，《红楼梦》翻成另外一种语言，可能难度也很大吧？里面那些多谐音的伏笔、暗示、隐喻……

杨宪益：也有可以解决的，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能翻译的就翻译，解决不了的就加一个注解。当然，能解决得了的只是少数。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

人物周刊：您妹妹说：“我哥哥最高兴的事，就是别人说没有戴乃迭他翻不了那么好。”是这样吗？乃迭对于您的翻译事业帮助非常大是吗？

杨宪益：我说这个是因为她的英文应该是比我好，毕竟她是英国人，小时候在中学也是一个好学生，从小就读许多莎士比亚。我刚刚开始中翻英的时候，那时她的中文还不行。我就先翻译初稿，她给我改改，加加工。我们两个人在翻译上的合作都是这个样子，后来一直都是这个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翻译。我就看一看有没有错误。

人物周刊：戴乃迭的性格是怎样的？你们俩一辈子都很默契？

杨宪益：我们两个人从没有因为什么问题红过脸。不过，我儿子去世以后我们俩都很悲伤。她的身体、心情就一下子恶化了。人物周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都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比如蹲监狱、扫厕所、游街……您的朋友梁宗岱、钱钟书、杨绛等都有过类似经历。

杨宪益：我算运气比较好的。我被关了4年，可是我那4年还比较舒服，跟我蹲一间牢房的有三十几个人，都跟我关系很好，管我们的人也算客气，平时没有打骂。幸亏我被关起来了，在外面可能受冲击更大，有人被打了，有人死了，我很多同事都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坐牢，也许就死了。

人物周刊：所以您入狱前精神压力比较大，那段时间好像有点分裂的先兆反应，比如幻听和幻觉，到了监狱里倒没有了。

杨宪益：没有进监狱以前状态是不大好的，(对“文革”的事情)比较有情绪。比如说，过去我很佩服周恩来，见过几面，一直很欣赏他。可是我在被关以前，有人请我去吃饭，看一个什么节目，我带着乃迭和孩子一起去的，我们坐的地方正好在周恩来后面。当时他想要跟我打招呼，结果呢，我硬把头转过去了，不理他，跟他也没有招呼，假装不认识他。后来想想，挺后悔的，周恩来其实一直对我们很好的。

人物周刊：我其实特别想了解，戴乃迭作为一个外国人，亲身经历了中国解放以后的那么多事情，她对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态度。

杨宪益：乃迭对共产党基本上是拥护的，我也是。以前毛主席还邀请我见面、喝酒，有三四次，乃迭都赞成。实际上，作为一个外国人，乃迭，还有她的父母亲，对中国都是很好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每天都做些什么？

杨宪益：现在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早上起来看看电视。看完电视，有的时候，朋友来了，我们说两句话。从前的朋友多半都是和我岁数差不多大。后来我认识了年纪比我轻一些的，黄永玉我们也认识，关系还好，他给我画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收藏，我的东西丢得很厉害。这幅对联“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王世襄写给我的，他是我大妹妹杨敏如的同学。

（沉默片刻）我的朋友现在也少了，都走了。朋友像我这个年龄的，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还厉害，很少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