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予中国的西方才女戴乃迭

来源：网摘

戴乃迭，原名Gladys B.Tayler, 婚后更名为Gladys Yang，1919年戴乃迭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戴乃迭七岁时返回英国，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最初学习法语语言文学，后转攻中国语言文学，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自40年代起定居中国，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于北京逝世。戴乃迭女士是中国文学出版社英籍老专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戴乃迭的父母为英国来中国的传教士。1940年与杨宪益在重庆举办婚礼。

  青年时的戴乃迭

1940年，戴乃迭与杨宪益先生在重庆举办婚礼。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夫妻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红楼梦》（dream of red mansion）达百余种，他们合作译出了屈原的名篇《离骚》（戴乃迭后来回忆道：“实际上是杨宪益将中文译成英文，我又把它改写成对偶叙事诗。”译文发表后，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大吃一惊，幽默地评论道：“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复活节鸡蛋和一只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此外在40年代初，她在重庆中央大学执教时她也开始鲁迅小说和中国古代名著的翻译。

1952年调入新成立的北京外文出版社担任英译工作，她与杨宪益合作，翻译出版了《楚辞》、《史记选》、《长生殿》、《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楼梦》等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为外文出版社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4年，戴乃迭调至《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改革开放以后，戴乃迭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及其它》、《湘西散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古华的《芙蓉镇》，邓友梅的《烟壶》，张贤亮的《绿化树》等；数十年来，她还为《中国文学》培养了不少知名翻译和业务骨干。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文革经历

　　“文革”开始已有两年，杨宪益和戴乃迭没有想到，在1968年的4月他们会遭遇牢狱之灾。在最初的风暴中，杨宪益虽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判，但除了一般性揪斗之外，并没有经受太剧烈的冲击。戴乃迭是英国人，向来不过问政治，一些外国专家们所热衷的组织战斗队之类的造反行动，她一直敬而远之，独善其身。这样，尽管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人们之间的往来因这场革命蒙上了浓重阴影，但对于他们这对夫妇来说，还是可以暂时躲进自己的小屋里叹息。

　　第二天就该是“五一”。这个夜晚，他们如同以往一样，在家里打开一瓶白酒对饮。他们希望平静，但近期发生的局势变化，却不能不让他们感到忧虑。杨宪益回忆说，那年春天以来，不断听到有关江青一次讲话的传闻，说江青在讲话中声称有不少在中国的外国人可能是特务，有的甚至早在三四十年代便派遣到中国。此时“文革”正处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江青的这一讲话迅速被付诸行动。外文局的一个外国专家先行被捕，如今，厄运在这个夜晚降临到他们头顶。

　　一瓶酒喝了一小半，戴乃迭选去睡觉，留下杨宪益自斟自饮。夜深人静。正在此时，有人敲门，原来是来逮捕他们的。

　　在杨宪益被带走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又有人来把戴乃迭带走。

　　戴乃迭4年的囚禁生活从此开始，而单人囚禁带来的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

　　据杨宪益回忆，他们的入狱，主要起因在于早在40年代，他们和一位英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是好朋友，来往密切，曾经常一起在江南旅行。20年过去，这段经历居然造成了一夜之间的锒铛入狱——他们被怀疑是“帝国主义特务”。但是否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最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动乱的年代，一切都处在混乱和无序状态，这一点在他们的遭遇上同样表现得十分突出。

　　杨宪益与戴乃迭被关押在同一监狱，但两人却无缘相见。

　　杨宪益惦记着戴乃迭，说到一生中的懊悔，他说最后悔的是对老伴照顾不够。在狱中时，他尤其放心不下她。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审问之后，狱方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不知道老婆怎么样。这两年我挨斗，她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回答是：“没有自杀。”这下子，他才知道戴乃迭也遭遇与自己同样的命运。他问及孩子，回答说是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这样一来他才略为安心。

戴乃迭与杨宪益

　　这对夫妻，就这样在同一片天空下苦苦熬着。他们都在牵挂着孩子们。而孩子们因他们备受磨难。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文革”开始时，长子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鄂城的一个工厂。两个女儿分别下放到农村。虽然牵挂，但他们不曾料到，长子会在他们坐牢期间因经受不住周围的压力而变得精神分裂。等他们出狱时，在面前出现的是一个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

终于结束

　　林彪事件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并押在监狱的这些政治犯的命运也随之解冻。在度过整整4年的监狱生涯之后，1972年4月，杨宪益被释放回家。一个星期后，戴乃迭终于回家了。

　　释放回家，首要的事情就是把孩子们调回北京。不到三个月，儿子先调了回来，其次就把在东北劳动的小女儿调回来，大女儿稍晚几个月也从沧州正式调回来了。一家终于团圆。但儿子的病情却让他们为之苦恼。最终，儿子在英国自焚而死。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朋友们感觉到，从那时起他们仿佛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酒喝得更多了，更频繁了，但他们两人感情也更加深厚，更加不可分离。自那之后，许许多多的身外之物他们看得更淡，人从此也过得更为洒脱。名利于他们，真正是尘土一般。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书架上已经几乎找不到他们翻译出版的书，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他们自己手头也没有几种，更别说凑上半套一套。

　　看淡身外之物，绝非把人世间做人的原则、正义的评价淡忘。相反，从“文革”磨难中走出之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对人间是非有了更加明确的态度。1976年刚粉碎“四人帮”时，杨宪益写下了一首《狂言》：

　　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

　　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

　　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

　　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

　　从那时起，他和戴乃迭就以一种“不怕重回狱”的生活姿态生存着。

　　相濡以沫将近60年，熟悉他们的人说，很少见过他们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尽管儿子的结局被她的母亲不幸言中，戴乃迭却从不后悔嫁给杨宪益，自始至终她都为能与杨宪益一同走过这一生而感到幸福。他们生活得融洽、充实，从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1999年底，戴乃迭因病去世。从她重病住院到去世的几年间，杨宪益仿佛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对他来说，没有戴乃迭在身边，酒和烟也都失去了过去的滋味和意义。这几年里，他哪里也不愿意去，更别说离开北京半步。他不会忘记，当年戴乃迭执意要嫁给他时所下的决心和做出的努力；更不会忘记，在漫长岁月里他们如何一同搀扶着走过。他难以想像，他的生活中怎能没有她?他有许多懊悔。他说他后悔对戴乃迭照顾得太少，他后悔自己带给戴乃迭那么多的苦难。他真不知道该怎样在戴乃迭面前表达自己这样的感受。